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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评袁文才的功过是非

admin 2020-01-14 娱乐 未知

  原是绿林头领,在的感召下,毅然投身革命。在秋收起义遭到失利的危急关头,他深明大义,洞开山门,迎接及其部队上山,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、别人无可取代的功勋,本人成为湘赣边界党、政、军领导人之一。其后,由于党内外的诸多复杂因素,袁文才成为党内最早(1930年2月)被错杀的人物。对于他的评说,不尽一致,褒贬各有。而纵观其一生,究竟功有多大?错在何处?

  袁文才早年读过中学,不堪忍受官府豪绅的欺凌,被迫上山投靠绿林马刀队。由于他胸富韬略,颇晓世故,很快在马刀队崭露头角,成为首领之一。1926年夏,人龙超清、刘辉霄等受党组织派遣,回到宁冈领导群众斗争,以响应北伐革命。这些党员们于实际斗争中意识到:要推翻代表北洋军阀利益的县公署,没有掌握一定的武力是不行的。他们几经计议,鼓动北洋县长对马刀队实行招安,然后利用刘辉霄、刘克犹等与袁文才的同学关系,多次进行劝说,晓以利害,终于使他率部下山,编为保卫团。不久,北伐军由湘入赣,猛攻南昌,北洋军赣西驻军抽调参战。党支部趁此机会,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,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清乡局,推翻了北洋县政府。从此宁冈的革命斗争局面大开,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,袁文才的队伍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,袁参加了中国。

  1927年继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及马日事变后,笼罩湘赣边界,袁文才率部退守茅坪,抵御住了军队和豪绅武装的进犯,保存了80多支枪。宁冈的党组织也得助于袁部未受到损失,不少党员以茅坪为藏匿地坚持斗争。是年的7月,永新的力量收买土匪武装袭夺县城,将县委、县农协的80多名党员干部抓起来投入监狱。袁文才接到这些党员从狱中传出的求救信,连夜联络好友王佐,一同率部奋力攻陷永新县城,救出了这些同志。随后,永新县委带领百余人随袁文才来到茅坪暂避一时。

  如果说,争取袁文才带领绿林队伍投在革命一边,为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话,那么,在秋收暴动遭到失利的紧急关头,袁文才毅然打开山门迎接毛部上山,从而开创了我党第一个农村根据地,其功勋更是不可低估。

  是在秋收起义连连受挫,军力由起义时的6000余人锐减为1500人的严峻情势下,决定放弃原定的战略计划,按照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而转兵井冈山的。他耐心地说服了师长余洒度、团长苏先俊等人,率领部队从莲花县城向永新进发。军至三湾,让部队停驻下来,一方面写了信派人送往宁冈茅坪,另一方面下大力气整顿部队,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原则。

 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一千余人,且困难甚多,光是伤病兵方面,正弄得救死扶伤不暇,深知在没有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,是不能贸然进驻井冈山的。袁文才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、毫无卓见的草莽英雄,一口将毛部拒于山外,工农革命军也是无法可施的。倘若井冈山不可立足,一定转往他地,这样,也就没有其后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了。

  袁文才深明大义,听说党的中央委员,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率部而来,思想上大为兴奋,表示支持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,并通过派去接头的代表陈慕平表达了这一立场。见半个月来为之担忧、为之殚精竭虑的部队落脚点问题有了着落,心头如释重负,第二天就率部开到宁冈的古城。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,确定了不去湘南,割据井冈的方略,把个人的意愿变为党的决议。会议结束的翌日,来到大仓村,与袁文才见面晤谈,落实了安家茅坪的事宜。袁文才答应包揽毛部的粮饷供应,帮助设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,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。

 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家来,袁文才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帮助。首先是保证军粮及其他生活物资的供给,将宁冈全县的公产、神产、族产的租谷集中到茅坪,每天十几个农民为之砻谷筛米。接着,派人协助工农革命军建起了医院、留守处、修械所、被服厂等后方机关,使之有了一个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家。袁文才毫不犹疑的大度之举,无疑对争取王佐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向来对袁言听计从的王佐,原先那种固有的戒备心理迅速消除,转为诚恳地接受、红军的领导。

  在军事上,袁文才及其部队为打破敌人的频繁进剿,巩固红色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袁文才率领的已成朱毛红军主力之一的三十二团,官兵们都是本地人,谙熟地形民情,惯于爬山,枪法准确,常常在战斗中独挡一面,甚至出奇制胜。以1928年6月23日的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七溪岭战斗为例。战前,袁文才率领所部潜伏于敌前沿指挥部白口村的后山,待战斗最为激烈时,突然从山上杀下,捣毁了敌指挥部,又赶到老七溪岭,在敌军背后发起袭击。敌军顿失指挥,又腹背受击,在二十八团的反击下败退下去。接着,袁部与二十八团又增援新七溪岭,配合二十九团打垮敌人。此次战斗的战局异常危急,几次将为敌所败。战后,敌师长杨如轩说:匪势将溃退,忽有匪军一股绕袭我军后方,致使后方部队突被冲破,而行退却;前线部队旋受牵动,卒归败退。由此可见,袁文才率部袭夺白口,的确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。

  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洗礼,使得袁文才政治上更趋成熟。他服从前委、特委的领导,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竭尽忠智,贡献卓著。基于这一点,袁文才受到了器重和信赖,历任前委委员、特委委员、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、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、红四军参谋长的职务。在给中央的信中,将他家列为我们的永久通讯处。

  、朱德诸人在井冈山营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,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革命辟建了一条正确的新路。而袁文才在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,是不可否认和不可低估的。诚如一些老同志所言: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两营多人,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,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支持我们,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,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。(熊寿祺1963年语)陈伯钧也于1960年谈到: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,不靠袁文才、王佐,我们就没有办法支持武装斗争,没有井冈山就无法生存。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。同样地,反动派和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,对袁文才是恨之入骨的。他们在给江西省政府要求进剿的报告中写到:湘赣不靖也,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,无焉能结合朱德?38名土豪的联名信中写道:朱毛所以在地邑数年,以宁冈为策源地,欲发展其共产政策,以有袁文才、龙超清诸匪为主导也。1929年1月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井冈山,在城乡四处张贴的共党渠魁悬赏令当中,袁文才的名字与、朱德、彭德怀平列在一起,其花红是同样的三千银洋。

  袁文才有无过失?当然有之。而过去留下来的一些历史材料,过分地夸大或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他的错误、缺陷,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后人对他的看法。以几则材料为例。红军刊物《红旗》1930年5月刊文:该二匪(指袁文才、王佐,笔者)对于建立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,实行土地革命,反对盲动主义等,一概反对。在外仍然恣意大烧、大杀、大抢。红五军军委在1930年3月的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,则这样写到:袁王公然离间红军与工农的感情,派其党羽来红军拖枪投诚……任意屠杀工农分子或同志,公然在湘赣边界五次大会上,手持卜子枪叫独立等。事后并发现勾结茶陵等县的土豪劣绅,想另找出路。仇视外地赤卫队的兵士,自过起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,不但三妻六妾,可以说井冈山上的美色女子,没有一个不受其奸淫,其罪恶实不可胜数。

  以上所述,实有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的味道。殊不知,对袁王曾作出充分肯定:他们虽然过去当过土匪,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以来,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。我在井冈山时期,他们是忠实的人,是执行党的命令的。即使与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,袁王仍然同以前一样,是忠心于革命的。问题在于当时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人,不但不能像、朱德那样正确对待他们,反而把他们当成敌人。邓乾元在《湘赣边界工作报告》中写道: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。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领导的政权,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。

  首先是从赣南私下逃跑回家,即开小差。1929年1月中旬,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,随四军主力出发赣南,行至广昌县的苦竹坪,他不向等人打招呼,只把一张条子放于军部桌上,便带着心腹谢楼标、刘天林等6人离开营地逃跑。此举无疑属于临阵脱逃,是极大的错误。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,除了袁文才对于革命的长期性、艰巨性认识不足,最主要的是在前委秘书刘辉霄处看到六大通过的《苏维埃政府组织问题决议案》,心中震骇不已。因为决议案讲到:对于土匪的关系,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看待,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,亦应如此。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斗争了几天后,那种害怕政策变化的心理占了上风,于是私下逃回井冈山。

  不能正确对待土客籍争端,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,亦为袁文才一生中的失误之一。边界各县历来分为土客两籍,历史上的怨仇甚深,互相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。就是在的时期,也形成过土籍的党,客籍的枪这种界限分明、争权夺利的情状。作为客籍民众领袖的袁文才(也包括土籍的领袖人物龙超清、王怀、朱亦岳等人),不能正确地对待问题,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着维护本籍的利益,卷入在党内、民众之间的争斗中,为一些事情伤和气、伤感情,严重影响到双方的团结。这样的例子很多,如在分配土地、确定打土豪对象、进行政策决定、党政职务任命等等,袁文才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  还有一个处理罗克韶事件欠妥的问题。罗是湘赣边界三县的反动民团头领,拥有数百支枪,并有一个小型的兵工厂。袁文才早就有这样的打算,即把罗克韶抓到手,先以礼待之,把罗的兵工厂掌握过来,为红军造枪、造子弹,到时候视其表现再决定是杀还是放。这时候,袁文才与边界特委的负责人龙超清、谢希安等人业已交恶,关系变坏,便没有将自己的打算向特委报告,更不用说取得批准,就擅自行动,将罗克韶抓来后在新城为其置酒压惊,予以优待。这一做法引起了特委的怀疑,使得豪绅阶级乘时造谣,说袁文才勾结罗克韶反水。正是对这一问题处置不当,成了袁文才被杀的导火线。因为特委认为不诛除袁王,就要被反水的袁王所消灭,只有以军事阴谋抢先下手。

  末后一点是袁文才遗有一些绿林习气。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的散漫,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意气方面,包括那种天下老子第一的脾性,对不顺心的人不加团结,直露一种即使错了也宁愿错到底的蛮性。这些对于搞好党内团结妨碍甚大。

  由于年代和环境不同,袁文才与许多的历史人物一样,不可避免地有这样、那样的错误、过失。对于这样一个从绿林头领成长为红军将领的人,后人既不可苛求于他,也不能为之偏袒,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。总的来说,袁文才的一生,革命功绩远远大于过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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